中國先秦史上，從杞人憂天開始，到孟子提出“生于憂患、死于安樂”，中華民族自原始社會到春秋戰(zhàn)國，為爭奪土地、各種資源而逐漸融合成大一統(tǒng)的中國。也產(chǎn)生了較為原始、但在當時難能可貴的“憂患意識”。自孟子以“生于憂患、死于安樂”形成一種理論。我認為，孟子，是中國“憂患文化”的創(chuàng)始人、奠基者。

自秦以降，歷代統(tǒng)治者為擴大疆域、保家衛(wèi)國而勵精圖治，人們逐漸安居樂業(yè)，由群居、部落、氏族而形成家-----國式的“風險分攤體系”后，封建社會中的憂患文化就演化成了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。由于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的自給自足、風險較小，憂國，“位卑未敢忘憂國”，其實是民眾對家國安全的一種期望，因為個體依附群體而存在。而漢代萌芽的“曲突徙薪”的風險防范意識，則在自給自足、風險較小的環(huán)境下沒有形成文化主流。

但人民依然形成了“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”的憂患意識。但卻與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 的樂不思蜀心態(tài)并存。

直到近代，有識之士在憂國意識中終于喊出了“國家興亡、匹夫有責”，喚醒了普通民眾個體對保險主體（家、國）的憂患與責任意識。

隨著科技進步，各種新型風險與時俱進，充斥了社會各個角落、系統(tǒng)。社會分工細化打破了中國傳統(tǒng)的風險分攤（擔）主體，大家庭也演化成小家庭，個人也面臨更多已無力承擔的多種與時俱進的新型風險，而民眾卻嚴重缺乏應有的風險、憂患意識及必要的防范手段。

我們必須從傳統(tǒng)文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，在消費者、在公民意識中應該充分發(fā)展一種“不安全文化”，學會與常態(tài)的風險共存，并在日益進步的安全防范中居安思危，增強防災防損的信念及常態(tài)的保險消費習慣。